平庸的恶

上世纪六十年代，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组题为《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的系列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富有启示性的观点，即像艾克曼这种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恶”。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艾克曼负责驱逐在德国的犹太人，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卜赛人去死亡集中营。一九四四年三月在德国已经溃败的情况下，艾克曼到了布达佩斯，组织向奥斯威辛的运送。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起，他和他的部下经常每天把一万人送到指定地点。此后四个月中，他组织运送了七十多万犹太人。乃至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期，火车车皮不够用了，艾克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阿伦特以艾克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技术化、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十多年后重新审视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在当今科技化与化加速的社会中更具现实警示意义。以近期引发争议的算法推荐治理为例，某短视频平台员工接受采访时坦言我们只是执行流量分配机制，用户沉迷是算法模型决定的”——这种将责任推诿给技术系统的思维模式，正是阿伦特笔下“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在数字时代的重现。

如同艾希曼用“合法执行命令”来合理化暴行一样，当前某些科技从业者以“技术中立”为挡箭牌，放任算法加剧社会撕裂。2023年某社交平台被曝利用情绪化内容提升用户黏性，工程师承认知晓系统会优先推送煽动性言论，却依然迭代优化推荐模型。这种将个体道德判断让渡给数据指标的“程序正义”，恰当代“平庸之恶”的典型案例。

更值得警惕的是，近期多起公共事件中出现的“系统型失语”。某地防疫信息平台错误标记数万居民健康状态时，基层工作人员回应称“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我们无权修改”。这种将人性化服务异化为机械执行的操作模式，与艾希曼将活人简化为运输清单上的数字何其相似。阿伦特警示的“不思考”在现代社会已演变为更隐蔽的“不承担”：当每个人都成为技术系统上的节点，道德反思便被切割成无数免责的代码片段。

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中强调，保持独立判断力是抵御体制同化的关键。这在今天体现为对技术伦理的持续追问——当自动驾驶面临“电车难题”时，程序员编写的代码回避价值判断；当AI绘画引发版权争议时，开发者不能以“工具无罪”推卸责任。近期多国立法要求算法可解释化（如我国《数据安全法》相关条款），正是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打破技术黑箱，重构数字化时代的道德主体性。

历史的从未远离，只是换了数字化的躯壳。从集中营的调度名单到推荐算法的用户画像，从“奉命行事”的公文批签到“系统设定”自动回复，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始终在提醒：真正的恶往往始于普通人放弃思考的那个瞬间。